承蒙庄学本后人庄文骏、庄钧授权使用庄学本作品。
在上海摄影师庄学本（1909～1984）一生为数不多的出版物中，我们能找到两张“作者照”。第一张刊于《羌戎考察记》第一页（图1）。1933年12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圆寂，后来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在次年5月带领悼念使团入藏，试图借机缓和中藏关系。
图1，庄学本着西戎装束的肖像照
庄学本“因康藏形势之岌岌可危……故已不顾一切拟随至康藏调查，略尽国民之责”。遭到黄回绝后，庄改道川北，拒绝官方头衔或军队护送旅行拍摄六个月，后于1937年出版此书。照片中的庄学本摘掉眼镜，换上戎人服饰，被取景框带入一个时间之外的空间回望着相机，仿佛有意要这张照片成为他拍摄的边地肖像（以图2为例）的镜像。庄学本坐在“镜”中，和他的拍摄对象融为一体。
图2，羌民贵妇，理县， 庄学本1934年第一次羌地考察期间摄
图3，《良友》杂志《新西康专号》封面，1940年9月；图4，庄学本于1939-1940间考察西康时的照片，刊登于《新西康专号》封二
第二张“作者照”刊于1940年9月《良友》画报出版的《新西康专号》（图3，下称《专号》）。照片中的庄学本换回了汉人的大衣，戴回了眼镜，全神贯注地使用着手中的纸笔。服饰的差别、对记录工具的掌握、舒适的座椅在他和周围穿着民族服装、或蹲或站的人群中间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界线（图4）。他是记录者，他们是被记录者；他收集他们提供的信息，正如他汇集照片中所有人的视线。庄学本虽然是这张照片呈现的对象，却以记录者的姿态占据着照片的视线消失点，宣告他和相机作为一个记录工具的不可分割性。图5，《新西康专号》中刘文辉肖像照，刘亦为《专号》作序，叙述西康地区的治理历史，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这张小照的对页，是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大幅肖像（图5）。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正在进行第二次摄影考察的庄学本被困成都。正是刘文辉邀请庄学本成为“西康省政府参议顾问”，并授意庄摄制、编排《专号》，作为西康省政府宣传1939年建省后成果的一个渠道。除《专号》外，1941年，同一批照片共285幅还在重庆、成都、雅安、康定展出37次。展览期间，庄学本在展场、高校、中外文化机构发表多次报告，这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庄学本从拒绝官方随行，到以官方的名义进行拍摄和展出，这一主体性的转变看似只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摄影爱好者把爱好变作职业、一个战时的爱国青年把热血变作使命。本文不过多探求这一转变如何发生[1]，只从摄影图像的角度阐释这一转变涉及到的更深的过程：现代治理制度和主体的产生及视觉性在其中的角色。在民国早期，对摄影图像独特性的认识，主要在于相机迫使制图者和所呈现的对象之间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直面” 的瞬间是相机产生图像的条件，也因而成为照片图像真实性的来源。[2]如果说1930年代以前，制图者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美学上的真实性，那么1930年以来频繁爆发的边境、边疆危机，让“真实”的社会形势变成摄影渴望捕捉的对象。建构“国家”尤其是尚未沦陷的西北、西南边疆的可见性，变成公众发泄面对主权危机的焦虑、维护脆弱主权的一种方式。可“直面”的，即是可抵达的：一个国家的国民对领土保有观看的权力，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还保留着对这片领土治理的权力。图6，庄学本发表在《柯达杂志》1935年6月号“柯达游记”栏目的摄影记，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在这种“自我观察”即“自我治理”的暗示下，生长于都市视觉文化中的摄影师们突然发现，他们经常阅读的《良友》《柯达杂志》开始鼓励他们离开都市风光（图6），甚至组织“全国摄影旅行团”（图7-8），去做摄影的“写生”，替这些都市媒体和读者们观察、直面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用摄影制造出的在地知识参与生产关于这个国家的视觉知识。1930年，自学摄影多年的庄学本和其他九位上海青年辞职组建全国步行团（图9），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徒步走遍中国的全部领土，“观察全国一切，将来为改造新社会的贡献”。图7-8，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曾组织“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在1932-1933年间游历全国，并于1934年出版画册《中华景象》。图为该书的发刊旨趣及旅行团摄影师上色合影一幅。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图9，全国步行团出发纪念摄影，《环球画报》，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庄学本的摄影实践，正是始于一个摄影图像成为知识生产和传播工具的时代。但是个体的、主观的经历的真实性，可以和客观真实的知识直接等同吗？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过程中，是否意味着摄影图像的观看方式本身，也被改变？此前，对庄摄影创作的理解一直处于去政治化或高度政治化的两个极端：或注重称赞照片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称庄为影像人类学的先驱，从图像所参与的民族政治进程中抽离；或注重批判照片助长一种笼统的国族想象，把图像看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幻景，让图像和边疆政治主体塑造的过程脱节。转向摄影图像的制造和编辑过程对影像时间性的改变，关注摄影图像在不同历史节点的转译过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庄学本的摄影实践所促成的一种现代观看方式的出现。庄学本1934年的川北行，可以说是对民国初年“直面”即真知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延续。“直面”不仅在于实地旅行和拍摄的结合，也在于庄学本可以保留自己“一个简单的旅行者”的身份和拍摄对象建立联系。出版于1937年、记载这次旅途的《羌戎考察记》前言便强调庄学本此行“備嘗辛苦，幕居野宿，飲食生蟲，曾未得鹽食者二月……且其旅行之經費，悉由自籌，從未錙銖得於公家”。而汉人军阀的护送或打点，被庄学本视为他和当地人之间的“区隔”。这种对中介的警觉，也体现在对于此前建立在文献和传言之上的边地知识的不满。彼时的庄学本更加相信，个体观看和亲身经历的结合，让他可以像解剖刀一样，切开一个被神秘化了的腹地，让光照射到边陲腹地的内部。摄影师和边地不被干预的接触，也让“真实”的景象能直接抵达相机的感光面（图10-11）。图10，除草间隙，九子屯，庄学本1934年第一次羌地考察期间摄图11，黑水人，庄学本1934年第一次羌地考察期间摄
在庄学本记载他摄影活动的日记和游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摄影——尤其是肖像摄影——作为一种调动一系列人和物的实践，成为这种“接触”的绝佳形式（图12）。每在一个新的聚居点安顿下来后，庄学本会用白天为当地人拍摄肖像，用晚上冲洗底片，再在清晨印制照片，并且在下午亲自把印好的照片送给被拍摄的对象。多的时候每天能照数十幅肖像，一个地方能用掉“百余张底片”，让庄学本开玩笑写道，“如果我是照相馆从业人员，那我这一次的收入一定很丰富了”。庄学本的肖像照，既记录了庄学本“直面”的边地族群，亦见证了后者第一次“直面”相机，并渴望着一睹被影像化、外化的自我时的神色（图13-14）。
图12，羌民老两口，水塘寨，庄学本1934年第一次羌地考察期间摄；照片中道具的摆放和构图可以看到照相馆肖像照范式的影响，亦可见与庄学本自学摄影期间作品的连续性。
图13-14，吹法螺，贡马桑活佛，庄学本1934年第一次羌地考察期间摄在这种语境下，摄影观看并不是图像式的掠夺，而是一个围绕摄影的物质性形成的交换网络。庄学本早年大部分肖像作品的第一批观看者，是他的拍摄对象和当地的社群。一些被摄对象看见自己的照片后，会把家人带来让庄学本拍照，因而冲洗好的照片作为可流通的图像将更多的拍摄对象纳入这个交换网络。除了照片本身外，照相过程的副产品也重获交换价值，作为摄影师换取更多影像的货币：一群女孩曾向庄索要胶卷外壳，他便以让她们同意被他拍摄肖像作为交换条件。庄学本在被请去阿坝拉摩寺调解战争时，曾被要与当地小土司结拜兄弟。庄当即提出可以与小土司合影一张，“各执一纸”作为结拜仪式，只因小土司因祖母被黑教咒死，已宣誓不照相而作罢。在这个交换网络中，摄影图像的可复制性甚至被创造性地重新赋予象征意义（虽然被另一套更有震慑力的象征系统所拒绝）。由此可见，在庄学本早期的摄影实践中，摄影的真实性建立在“直面”的观看方式上，而田野中的“观看”是一个双向甚至多向的行为。“观看”创造出来的图像并非直接流向都市的画报，而是通过实地拍摄并冲洗的照片建立、见证了许多在地关系。记录此次旅行的《羌戎考察记》在编排照片时，就在解说中保留着肖像所呈现的人物和地点之间的关系，是一份遵守个体经历的时空顺序的旅行纪录。
民族的可视化
《良友》的图像编辑方式，却让庄学本的摄影图像脱离了它们“直面”过的那个瞬间，变成不再被自己记录的时空所标记的图像碎片，在都市画报上被蒙太奇式拼接、重组。[3]这相当于变向承认，这些源自个体亲身经历的图像在试图代表超越个体经历的“事实”时的局限。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是对亲身经历的真实性的隐藏，修改，甚至消解。
图15，《良友》第108期，1935年，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
图16，《良友》第120期，1936年，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
同样是剪辑和编排庄学本拍摄的肖像，对比出版于1935年的第108期《良友》（图15）和1940年作为宣传西康建省成果的《新西康专号》可以发现，前者呈现一幅充满异域风情景象，而后者试图传递的是分门别类的边疆知识。108期《良友》中，画面中间是一排以女人和部落政治、宗教领袖为主的肖像，周围散落着并未具体标示地点的景色和习俗的照片。这些照片统统被排进画面中央的一个弧形的网格，仿佛一个旋转着的万花筒，随时可以从碎片式的视觉材料中抓取新的图像组合，来呈现这个 “数千年来仍保持原始状态”的地区（图16）。图17，《新西康专号》，1940年，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新西康专号》中，这种对一个亘古不变的“土人”文化的猎奇，转变成一种通过分类和分布图来准确描绘边疆民族人口的尝试（图17）。[4]《新西康专号》用横平竖直的网格来编排肖像，唯被摄对象所在地（而不是具体的部落或身份）被留下作为每张照片的标识，对页即庄学本绘制的“西康民族分布图”。这种编排方式，让肖像中的脸孔不再单纯地指向个体身份或个体时间之外的文化，而指向（index）对页地图上的某个城市，是那些城市的身体化呈现（embodiment）。每张脸孔（face）被标准化地裁剪，截去任何可透露个人信息和拍摄语境的背景，成为尺寸统一的物质文化展示架，一个被文化书写过的表面（surface）。这种图文关系和图像处理方式为一种可定位、可固定于西康省领地内具体地点的民族性（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国族想象中的边疆）提供了肉眼可见的一手信息。图18，《新西康专号》上介绍“罗罗”族的版面，1940年，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但这些极具科学性[5]的视觉信息呈现方式，试图描绘的并非当下的事实。庄学本在展出这些照片时曾指出，《专号》中所标记的西康省的六个民族“西番” “羅羅”“麼些”“夷”“傈僳”“苗”（图18）并非严格意义上当地族群的自我认同，也不是既有的族群分类——这些自发的分类中许多都是“同名的异称”，是可以统一归为以上六个族群之一的。这也意味着，曾在1934年被庄学本的亲历式人像摄影所“看见”过的文化差别，在1940年的《专号》中变成亟待重组和整合的对象。正如《新西康专号》的“编辑者言”提到，这册专号的目的是“使外界认为神秘的这个边区……能够获得一个较为准确的轮廓，进而引起研究和开发的兴趣”。这句话言下之意即是希望《专号》中提供的视觉信息可以形成某种看待西康尤其是其民族多样性的方式，为接下来的知识生产提供方向、框架。这一方面把庄照片中似乎亘古不变的景象放置于一种从过去通向当下的时间线中，一如《专号》中包含的始于汉朝的西康边地治理历史中（图19），把西康省看作这一过程的继承者，而影像所呈现的都是有待现代化的治理对象。另一方面，这种借庄学本照片所达到的纪实的、对当下的描绘、对当下某种景象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也试图通过改变观看的方式，去生产（produce）一种可能的、民族融合的未来。图19，《新西康专号》中描绘西康地域和西康地区历史的版面，1940年，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专号》对庄照片时间性的干预和图像生产力的期许，可以体现在一个题为“跃进中的西康交通建设”的对页中（图20）。这张对页可视化了上文提到的、从“前现代”文化通向现代治理模式的通道：公路。对页的背景是鸟瞰视角下，正在修建中的川康公路。蜿蜒公路上的汽车和对页下半部分一排照片所呈现的几种“旧式”交通工具相呼应。这一排照片中，许多都曾在画报上发表（如图6），展现某个部族或区域独有的交通方式。图20，《新西康专号》中题为“跃进中的西康交通建设”的对页，1940年，图片来自全国报刊索引在《专号》中，这些被消除了文化、族群标记的交通方式，已经预示了它们无法避免的命运：随着西康省的建设和公路的建成，随着对页右上角那些汽车的上路，这些在高山峡谷间摇摇欲坠的交通基建最终将被取代；而被自然天险分割所形成的族群界线，也将在公路带来的连通性中逐渐瓦解，让位于省长刘文辉提出的“加强民族联系”的治理目标，最终形成一个跨民族的省际认同——“西康人”的身份。庄学本主体性转变背后摄影图像自身的时间性和所指的变化，受制于希望通过它们展现的关于“民族性（ethnicity）” 的知识。《专号》通过对庄学本照片的编排所表达出的对民族多样性的重组和整合，暗合了战时一部分边疆研究学者们对于“民族性”态度的转变。这一转变尤以曾与庄学本频繁来往的顾颉刚为代表。1926年，作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顾颉刚和当时的中山大学文史科主任傅斯年是最早一批主张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西南诸多民族的知识分子。然而1939年，面对内忧外患，顾颉刚发表于《益世报》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则表达了对过度使用“民族”这个词、“立民族之名，招分化之实”（傅斯年语）的担忧。这种说法意味着把政治团结建立在族群间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消融之上，而后者正是西康省亟待解决的问题。1940到1942年庄学本编辑《专号》、准备影展期间，和顾颉刚在重庆会面多达十次并共商“边疆学会”的准备工作，也许已暗示庄对民族性的主张颇受这种思潮的影响。
至此，庄学本的摄影作品完成了从亲身经历的纪录到视觉知识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暗流涌动，是亲历式的知识生产过程和以技术图像（technical image）为主的知识传播过程之间的冲撞，是影像中纪实的辞令和预期式观看模式共存的悖论，是边地族群从猎奇景象向治理对象的转变。1940年的《新西康专号》和1941年的“新西康影展”中照片的“真实性”，看似如以往一样源自庄学本深入边地的探访，然而图像的展览和编辑方式呈现出的景象，与其说是如实呈现庄所亲历的，或如实呈现庄“直面”过的“边地”“边民”本身的样子，倒不如如说是如实呈现一种尚未实现的愿景，愿景中的人、事、物都在一个通过现代治理想要实现的蓝图上，各就其位。
——————
[1] 邹立波《庄学本的社会交游与边疆考察（1929-1948）》一文，从社会交游、考察方式两个方面论述过庄学本的转变。庄学本1934年第一次摄影考察后，社会交游开始向学术圈延伸，其接受的人体测量学训练和民族学熏陶对庄后来的摄影方式都产生了影响。
[2] Yi (Evie) Gu （多伦多大学艺术、文化与媒体系副教授）曾在论文中谈及“直面”如何让当时试图革新中国画创作方法的画家们把写生纳入创作过程。
[3] 关于《良友》杂志对蒙太奇的使用，见Roberta Wue, “China in the World: On Photography, Montages, and the Magic Lantern”一文及Paul G. Pickowicz等人编辑的Liangyou: Kaleidoscopic Modernity and the Shanghai Global Metropolis, 1926-1945一书。
[4] 福柯对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讨论中指出，现代权力对治理的侧重点转向通过知识生产来达到“正确的处置（the right disposition of things），”其中一项重要的实践即对以“人口”为形式的治理对象进行统计和分类，普查中使用的类别将被个体用来构想其身份、行动和主体性，从而促成现代治理对象的诞生。
[5] 对庄学本后期摄影作品实践和呈现的科学性的观察见 Yajun Mo（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The New Frontier: Zhuang Xueben and Xikang Province”一文。
陈梦岚，生于重庆，长于北京。毕业于塔夫茨大学人类学系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项目。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摄影及电影史、影像技术及视觉和感知的历史。
2020.7-2020.9
嘉宾：陈梦岚、陈怡旭、杜琳、何必、孔煜也、王慰慰、王辛、王子云、闫作雷、杨宸、杨梦娇、易莲媛
“媒介跃进与边界后进”是一个线上的系列活动，包含讨论和写作两部分，我们诚邀十一位研究者，从媒介技术史、摄影史、视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的角度，呈现有关技术、图像与视觉的辩证思考机制，展现媒介的多时间性及其政治历史维度。
泰康空间在关注多媒介的基础上，尤以摄影为个案，持续考察其艺术价值、媒介特性，以及在中国宏观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意义。近些年，其学术视野亦从摄影扩展到更广泛的媒介与技术研究领域，兼顾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以及根据历史重新理解当代的两个路径，注重思考艺术与人类技术发展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形成有迹可循、逐步深入的系列项目。2018年的“开放源系列工作坊”邀请在艺术、科技、哲学、文化研究等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者围绕媒介技术等话题分享多元性的思考。此次的系列活动是对媒介的历史性与政治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观察与探究。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泰康空间”，感谢“泰康空间”授权海螺社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